但是,有些意見也會是令人討厭和不受歡迎的,特別是當它們與行政當局所經常考慮的政治和經濟方面的因素相沖突時,就更是如此。

在這種時候,決策層就要依賴總參謀長來制止這種意見,並在適當的問題上促成意見一致,以便用來支持國家和國防部的計劃,如果要總參謀長執行這個職責,總統和國防部長就必須在意見分歧的問題上支持他,從記錄中可以看出,四年來,總統和國防部長是很少不支持總參謀長的。

這樣,總參謀長已經成爲一種官方的督察員,他負責把官方的方針傳達給軍種總司令們,並期待他們以此來指導行動,但在第一任主席蘭黎明上將領導期間,情況卻不是這樣。

他在掌握討論會時,卻保持謹慎的中立態度,而海大江海軍上將是一個有才幹而又固執己見的人,他竭力把他的看法強加在軍種總司令們身上。

我在擔任戰略部隊總司令期間,很少和同僚們進行嚴肅的爭論,在爭論中,總參謀長和我通常進行激烈的爭吵,彼此誰也沒有說服過誰,但是,不管我如何不同意他的意見,我還是非常佩服他的堅持目標的精神和在推行新面貌政策時所表現的那種無可否認的效率。

研究了上述現象後,我們可以毫不誇大地說,作爲會議主席的總參謀長已承擔了過去那種令人討厭的單一總參謀長所具有的大部分權力。

過去在討論國防組織時,這樣的單一的總參謀長一直是爲國會和某些公衆所害怕的,這種權力本身沒有什麼壞處。但是,那種毋需對公衆負責的隱晦的權力,卻是很壞的。

總參謀長並沒有完全享有一個合法的集權當局在迅速作出決定和加速工作的進行時所具有的那些有利條件,儘管他最後能把自己的看法強加於別人身上,但仍需遵守同軍種總司令們進行商討和爭辯時的程序,總參謀長的這種虛假的地位,應在今後研究改變國防部機構和組織時,加以認真的考慮。

如果不提到會議與議會的關係,關於會議作用的討論,就顯得不夠完全,和大多數議會制度國家的做法不同,我國三軍的軍種總司令們作爲軍種的最高長官及會議的成員,必須經常出席議會的各個委員會作證。

此外,每年至少要在議會的武裝部隊委員會及撥款委員會上各出席作證一次,在正常的年月裏,還要就原子能、導彈、軍事人員、後備力量及軍事援助計劃等等特殊問題出席作證。

水墨田居小日子 對軍種總司令們來說,國防預算證詞聽取會通常是最麻煩的,因爲這些證詞聽取會不可避免地要引起軍種總司令們對政府的行政部門與立法部門的責任問題。

他們出席議會委員會作證的目的是–交代真情,揭發錯誤,同時還要對總統和國防部長的決定保持忠誠,這項道德標準執行起來,並不簡單。

在這個問題上,我的看法是,在國防部編造預算和研究其他任何與預算同樣重要的措施時,各軍種最高長官都應積極發表自己的意見,但當他們盡了一切力量把自己的文職首長引到自己認爲正確的方向後,就必須接受本國防部長和總統的決定,以此作爲最後決定,並在議會中加以支持,不然就辭職。

這種態度完全符合我們軍官的傳統教養,如,陸軍和其他軍種一樣,其參謀人員一定要大膽地毫無保留地發表自己的意見,直到指揮官定下決心,此後,他的任務就是支持這項決定,使其發生作用。

但是,這並不如此簡單,在軍隊裏,軍官是不應出席軍外單位講話的,但在過去,又必須要求他在那裏陳述他向指揮官提出的建議和理由,這就形成了軍種總司令在議會中所處的地位。

他剛讀完準備好的支持國防部長的聲明後,便會面臨一羣提問者,要他說明他原來的觀點並且把這些觀點與國防部長及總統的最後主張作比較,這樣,他們就會立即發現自己處於爲難的地位:不是反對自己的文職長官,就是拒絕向議會提供事實。

就我個人來講,我是沒有其他辦法來應付這種局面的,而只好不問後果地老老實實地回答問題。

要想尋求一個應付這種任何軍人都不喜歡的情況的補救辦法,是困難的。

一種辦法是不讓軍官在國會作證並且把一切軍事問題都交給文職部長去辯護,這是許多國家所採用的解決辦法,但我國將來會不會接受這種辦法,我是有懷疑的,因爲議會希望聽取那些一般認爲沒有政治動機的軍人所提供的事實。

另一種辦法是讓他們向其文職首長提出的意見具有一種特權,即可以不向議會陳述這些意見,但迄今爲止,行政當局認爲不宜因爲採取這種辦法而引起一場風波。

這兩種辦法將使議會得不到在履行憲法規定的對武裝部隊的責任時所必需的軍方意見,國家安全事務的複雜性和技術性正在逐年增加,但議會議員在制定關於這些事務的法律時。仍須非常謹慎。

因此,議員們不依靠那些負責國防的軍種總司令們又依靠誰呢?不讓議員知道他們的意見,將會不可避免地迫使議員們尋求不可靠的意見,從而有害於他們採取立法行動。

爲了解決這個問題,難道不應在會議與議會之間建立合法的關係,並使會議在成爲國防部長、國家安全委員會及總統的顧問的同時,也成爲議會的軍事顧問嗎?這也就是在當前的實踐中已經發展起來的關係。 國防部長與軍種軍事長官會議共同負責指導我們這些軍種總司令制訂戰略的機構的實際工作,的確,國家安全委員會對國防部的指導通常是含糊不清的,但這個缺點未必是關鍵性的障礙,正如我前面所說的,在基本的國家安全政策中,可以找到支持幾乎所有的軍事計劃的字眼。

因此,國防部有足夠的靈活餘地,可以草擬自己的國家軍事計劃,以便向各軍種提出明確的指導方針,但是,要擬製這樣一個文件,首先必須解決多少年來一直擱在國防部中的懸而未決的一些基本爭端。

會議內部的意見分歧,往往成爲批評我們制訂戰略方面缺點的重要目標,實際上,這些分歧是疾病的基本症候,而不是疾病本身,其中,絕大部分是由使軍種總司令們經常發生意見分歧的更爲基本的爭端所引起的一些具體問題。

在國防部長要求我們說明這些基本分歧並把這些分歧提交他作出決定之前,是決不能避免分歧和徹底地整頓國防機構的,現在,讓我列舉一些在制定有效的國家軍事計劃中所必需特別解決的問題。

戰略方面的各種爭論主要是由於大規模報復戰略和我稱之爲靈活反應戰略之間的衝突所引起的,自從大規模報復戰略在1956年被接受爲正式的官方政策並在迄今爲止的國防預算中得到忠實執行以來,雖然在國家安全委員會制定的基本的國家安全政策中,有一些辭句鼓勵了一些人反對這一戰略,但是,我們已經爲它花費了許多人民幣。

到目前爲止,沒有一位國家幾位主要領導人願意把靈活反應的戰略斥爲異教,並把支持它的人逐出殿堂,反抗的號手一直可以吹出不一致的音調,結果,這種根本分歧不斷地使會議的意見分歧,並且成了引起該機構內部的許多衝突的基本原因。

對原子武器的依賴程度與這個基本分歧有密切的關係,如果政府毫不含糊地允許軍方使用原子武器,其所需要的武裝部隊的數量、編制和裝備顯然就將與政府沒有明確允許軍方使用原子武器的情況有所不同。

到目前爲止,各軍種從未接到過任何明確的文件,可以允許它們充滿信心地計劃使用或限制使用原子武器,尤其沒有接到過在有限戰爭中應否使用原子武器的明確指示:在這種戰爭中,各軍種必須就政治領導人認爲何時決定使用原子武器才符合國家的目標一事進行猜測。

由於缺乏明確的指導,空軍以及海軍實際上已經取消了進行持續的常規戰爭的能力,而陸軍則竭力保持所謂既應付大戰,又應付有限戰爭的能力。

我在上面已經談到了關於大戰和有限戰爭定義上的爭論,在這些爭論的後面,存在着一個非常具體的問題:我國是否會進行一次完全使用常規武器的大戰?尤其是,當我們與蘇聯發生武裝衝突時,我們是否會一開始就毫無限制地使用原子武器?或者爲了實現我們的目的,我們至少在戰爭的初期,將不訴諸於原子武器?

這筆有毒 在這些問題上,雖然會議不能作出決定,因爲它們遠遠超過純軍事範圍內的問題,但它能夠,而且應該,提出推動決策機構工作的建議,而決策過程最後由總統完成之。

另一個必須解決的基本爭端是關於各種所謂專職部隊,即原子報復部隊、大陸防空部隊、海外駐軍、有限戰爭部隊等等的數量和組織,這類部隊需要多大的數量才能滿足需要呢?

早在1957年,我就要求我的新參謀長責成會議提出切實可行的、衡量我們作戰部隊需要量的標準,總參謀長海大江海軍上將、外交部長包家恩先生及其他人反對這一行動,他們說,這種軍事問題不能進行科學的或技術的分析,不能估量的東西實在太多了!

這種反對意見被接受了,所以,直到今天,各種專職軍隊的數量與組織還沒有一致的標準,這種情況說明,國防部在沒有設計藍圖、設計模型和一致同意的安全係數的情況下就開始確立國家防禦機構。

會議如不首先解決衡量各種作戰部隊數量標準這個基本的問題,就決不可能得出國家安全所需的部隊的數量,這些標準就是爲防禦計劃提供鞏固基礎所需的積木。

關於新武器體系在技術上是否可行的一些特殊問題,使會議大傷腦筋,會議經常被要求在新武器投入生產前幾年,就向國防部長提出關於各軍種應當採購的數量和類型的建議。

由於新武器的研究和發展往往由一個軍種負責,因此在討論這種武器的未來用途時,該軍種就可能成爲它的倡導者和支持者,其它軍種的總司令,副總司令,參謀長很可能對發展這種新武器的要求產生懷疑,並且戴着有色眼鏡來觀察這種武器將來所需要的國防經費。

這樣陸軍和海軍就一直對空軍的無人駕駛截擊機潑冷水,同樣,空軍和海軍也對陸軍的新型反導彈導彈的前途表示寒心。

這種態度並不純粹是由於軍種間的偏見或爭取創造者的光榮所引起的,要在新式武器製造者的誇大性宣傳和其真情實況之間作出區別,是困難的,任何一個軍中的幾位主要軍事長官都沒有時間,也沒有能力來檢查各種武器倡議者的論點。

儘管如此,他通常仍須在這種武器問世前或早在它準備投入生產和使用之前,表明自己對它的前途和對它的依靠程度的看法。

這就是國防部長能比會議更好地作出裁決的地方,這裏涉及的大都是科學及工程方面的問題,因此,可以讓有關軍種的軍外文職專家去考慮。

國防部長如能負責決定對新武器體系技術上的依賴程度,他就給予了很大的幫助,在這種情況下,軍種總司令。副總司令或者參謀長只需回答一些軍事上的問題。例如,國防部長在與公正無私的專家討論後,若能對反導彈導彈在技術上的可靠性和達到它的設計要求的時間,提出看法,那麼,會議就能輕而易舉地確定這種武器是否需要,以及如果需要時,在一定時期內的需要量。 概括起來說,總的問題是:國防部長完全有可能使現有的機構比現在工作得更好。

首先,這是因爲他可以比其他人更好地與我們接近,本來他就是軍人出身–對蘇作戰的南路軍總指揮,而據我所知,他只有一次與總參謀長坐在一起,用較長的時間來了解他們的困難,這件事大約發生在1956年3月在杜尚別召開前線會議的時候。

與此同時,總統也不過問軍種軍事長官之間的爭論,她只依靠國防部長排解分歧,曾經好幾次有人向總統建議,要求他與軍種軍事長官舉行非正式的會議,她看來總是很樂以接受這一建議,而且在1957年7月,當總統與我談起這個問題時,她曾指示他的幕僚,每個月召集我們開會一次,但是由於一些不知道的理由,該計劃一直沒有嚴格付諸實施。

如果一些基本的問題不能通過不太正式的方法加以解決,那麼,國防部長就可以指示軍種軍事長官,要求他們以有助於他作出決定的方式草擬關於此類爭論的報告書,然後,當他確定了對基本問題的態度後,就應制定一些明確的毫不含糊的文件,以澄清高級當局的指示中的模糊之處。

採取這種領導方式,就可以恢復預期的制定戰略的程序和爲會議履行職務提供健全的基礎,可惜,這種領導方式一直沒有形成,因此,我國戰略或多或少地成了政府編造國防預算時的偶然形成的副產品。

從新面貌政策的演變的討論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國防部長在規定編造預算的指導方針時,雖然並不一定預見到這種行動的結局,但通過對這種指導方針的運用,卻使他成了我們軍事戰略的真正制定人。

對國防部長來說,規定這種指導方針不是一種專橫的行動,而是爲了執行政府行政部門的政策,尤其是預算局的指示,而必須採取的措施。

當戰略制定機構無法工作時,他感到必須根據財政部的支出指標規定編造預算時所必須遵循的基本規則,結果,這些基本規則對我國今天的軍事態勢和今後幾年中的軍事態勢產生了影響。

這種指導方針常常限制了軍事人員的數量,總的防禦開支以及各軍種間軍費的分配,有時也限制了裝備和補給品的儲備量以及各軍種爲了適應戰爭需要而儲存的彈藥數量。

在過去幾年中,每年都不得不削減覈定的軍需儲備量,因而也就縮短了我們部隊在全面擴大戰時生產之前所能支持戰爭的時間。

各軍種接到編造預算的指導方針後,應立即根據該方針制定本軍種的預算,在工作進行的過程中,國防部長和審計長經常召集各軍種總司令和各軍種參謀長商談各軍種預算的編造情況。

我總是發現,國防部長非常急於規定每個軍種受審的日期,並且急於得到一個全面的關於預算指導方針對該軍種影響的報告。

雖然在這些會議上,經常議論紛紛,但我從未看到有任何跡象表明它對最後的結果有很大的影響,儘管各軍種的代表象我們看到的那樣,進行了滔滔不絕的辯論,然而,預算分配的百分比幾年來始終未變,即陸軍23%,海軍和陸戰隊28%,空軍46%,其他部隊寥寥無幾。

這種按軍種編造預算的方法有嚴重的缺點。它掩蓋了預算對各專職部隊的影響,換句話說,三軍或多或少地孤立地發展自己的部隊,以致從未統一考慮每一類部隊,如由海軍和空軍組成的戰略報復部隊。同樣,也不可能確切地說明從國防預算中得到了多少大陸防空部隊,因爲這是另外一種幾個軍種都作出了貢獻的部隊。

換句話說,當我們考慮作戰任務時,我們是從橫的方面看我們的部隊,但在編造國防預算時卻是從縱的方面看我們的部隊。

王梅總統說得很好:“陸、海、空軍單獨作戰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我認爲這種說法意味着,我們應當根據特遣部隊的原則組織我們的戰鬥部隊,即根據所要完成的任務把適當比重的陸軍、海軍和空軍分配給野戰指揮官。

這種根據戰鬥需要來考慮部隊的組成,但卻根據陸軍、海軍和空軍的分類來購買我們的部隊的現象,是不正常的,其結果是:沒有一個人真正知道我國從單項預算或一系列預算的開支中,究竟買到了多少戰鬥力?

爲了要解釋我們目前用垂直的方法編造預算的缺點,我虛構了一個不幸的給養軍士的寓言,並在1959年6月25日在全國新聞俱樂部的演說中提到過它,爲了說明這個非常技術性的問題,不妨在這裏重述一下。

從前有個連長,他的連裏的伙食有些問題。士兵抱怨伙食不好,無故缺勤率很高,士氣普遍低落,所以他決定親自作一次調查。

值得注意的是,他並沒有從外面請來任何專家,他感到並不需要營養專家或飯店經理的幫助,他正確地認爲,外界不負責任的指導未必能有多少幫助——事實上他是一個老式的、即將被淘汰的、凡事都得親自動手的人。

這位上尉沒有花很長時間,就找出了問題所在,這就是給養軍士管理廚房的方法不合適,給養軍士是一個很好的、誠實可靠的士兵,但對管理伙食沒有很多經驗,事實上,他是由於在財政部門工作出色,最近才被選調來當給養軍士的。

這位給養軍士在管理伙食方面不是一個專家,所以他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依靠四位廚師,這就是產生問題的關鍵。這四位廚師脾氣很壞,各搞一套,時刻相互提防,因此堅持始終在一起工作,而決不輪班。

此外,雖然有一位廚師年齡較大,但他們中間沒有一個頭。

尤有甚者,這四位廚師都各有一套,其中有兩個人曾在一起受訓,煮的東西大致相同,他們非常喜歡又鬆又酥的肉餅之類的東西。

第三位廚師是海味專家——廚師稱海味爲海中之果。

第四位廚師是一個辛辛苦苦的喜歡肉燒土豆的人。

他們各有一套,對每天的食譜從沒有一致的意見,因此,每個廚師都有自己的食譜。

結果,當給養軍士在早晨到市場去買菜的時候,四位廚師都提出了不同的菜單,並且要求這位窘迫的給養軍士接受自己的菜單。

因爲,時間總是很遲了,所以這位軍士只能收下所有的菜單,匆匆忙忙去市場買菜,然而,他知道每張菜單需要他花去大約整個一天的菜錢。

所以在市場上,他總是感到很苦惱,不知如何是好,四周菜販大聲吆喝,要他買他們的東西,給養軍士也是到處都買,至少首先根據廚師提出的菜單買了一些他認爲聽起來合理、看起來還好的東西,他花完錢後,就回到連裏,把東西交給廚師。

他總髮現廚師的情緒很壞,對他早上的工作很不滿意,當然他們完全可能會這樣,因爲不管他們如何努力,他們從來不能夠從給養軍士買來的東西中做出三頓比較均勻的飯,來滿足全連士兵日益增長的食慾。

沒有多久,這位上尉就決定:所有這些事情都做得不好。

他把給養軍士和四位廚師召集在一起,進行了坦率的談話。

他說:士兵們,我們必須改變這一切。軍士,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與四位廚師一起決定一張一週內適用的總食譜,並向我說明。如果四位廚師不能一起工作,就挑一位最好的廚師負責這項工作,把其餘三位解僱。

每天必須根據伙食標準來辦伙食,但最重要的是,你要注意每一頓飯都分配得很均衡。而且符合營養標準,不要因市場上商人的吆喝而亂買,一定要根據總食譜所規定的去買。

菜買來後,要廚師們根據總食譜做飯,如果你在改善伙食方面還需要幫助,可以成立一個伙食委員會,由幾個最老的軍士組成,並且不時地徵求他們對伙食的意見。

這些工作都做了,伙食很快改善了,無故離隊的士兵也歸隊了,士兵們再也不抱怨米飯太多、饅頭和肉食不足了。 愛情三腳貓 該在早飯吃的東西就在早飯吃,不在中午或晚上吃,士氣高漲了,給養軍士保持了他的飯碗,上尉也提升了。

爲什麼所有這些都成功了呢?因爲這位上尉根據變化了的條件重新估計了情況,並且採取了下述方法,每個廚師都根據自己的技術和士兵的需要共同對每頓飯作出貢獻。

菜單的制定已經成爲一種單一的橫的活動而不是由四個敵對的廚師分頭進行的縱的活動,結果,整個連就顯得非常融洽。

不幸的給養軍士的寓言就這樣結束了。

如果將總統比作這位上尉,將國防部長比作這位不幸的給養軍士,將軍種軍事長官會議的主席–總參謀長及三軍總司令比作廚師,那末,就可以清楚地得到關於改革國防程序的建議了。 按照當前的辦法,當三軍已分別向國防部長提出了各自的預算後,國防部長就把三軍提出的預算合在一起,加上爲國防部保留的費用。

儘管會議的成員們作爲本軍種的首長,都參加了他們本部門的預算的編造工作,但會議並沒有作爲一個集體,參與總的預算的編造工作。

正是由於這種情況,國防部長才在1959年將1960年度的預算交給各軍種的司令部,徵求他們的意見,這件事情它反映出,國防部長突然認識到他在將預算提交議會之前,需要取得各軍種的同意。

後來公衆對這種做法的熱烈讚揚,使政府重新考慮軍種軍事長官會議在編造預算時的任務,在這種任務沒有明確之前,現行的方法存在着嚴重的缺陷,即它沒有提供正式的辦法,可以將軍事需要、計劃與預算結合起來考慮。

這三個因素在每一個軍種內得到了統一的考慮,但沒有適當的步驟使其能在國防部內得到統一的考慮,結果,我們今天的軍事戰略就成了政府編造預算過程中的一種偶然產物,而不是有分析地估計軍事上的需要和科學地編造預算,也就是旨在利用一切可以動用的國防資源來支持軍事上的需要的產物。

在新的一年中,當預算增加時,我們的軍事計劃就按照過去幾年中編造預算時所規定的方向增加一些,用導彈製造者們的話來說,這就是,軍事計劃根據慣性制導的方法執行,而很少或根本沒有根據指揮制導的方法向前推進,使其適應改變了的世界形勢。

這些軍事計劃不僅龐大,因而難以修改,而且軍界和經濟界還有強大的力量主張維持現狀,我肯定地認爲,繼續強調大規模報復政策和大戰的需要,既起因於認爲這種正統戰略是正確的,同時也起因於在克服習慣勢力和抗拒外界勢力方面存在着實際的困難。

從1956年以來就保持的各軍種預算的分配比例,清楚地說明了我們在軍事準備方面缺乏靈活性,如果1956年以來世界形勢沒有發生變化,這種固定的分配方式纔算是合理的。

可是,我並不認爲有人會說世界局勢一點未變,我們可能對於這幾年來的變化程度持有不同的看法,但很難相信世界形勢沒有發生變化的論點是正確的。

既然我們已經清楚地看到,我國在制定軍事戰略與使用軍事資源方面,有着一些重要的缺點,現在就不應再事拖延,而必須建設性地作出決定,以謀補救。

現在我願回過來談談我在前面提到的一個論點,即:目前已經出現了一些新的因素,需要我們全面地重新估價我們的軍事需要,那麼,這些因素到底是什麼呢?它們對我國的安全又有什麼影響呢?

第一個因素是,我國過去在很多武器方面所具有的對蘇聯的技術優勢,現在已經喪失,雖然憑着有限的跡象來作一般的推斷是危險的,但蘇聯在一些重要的領域如遠程導彈和某些空際活動方面,已經超過我國,則是無可否認的事實。

我對於趨向於誇大敵人實力的情報,一向抱着懷疑的態度,不願承認所謂導彈差距的事實及其意義,但是,現在我已經勉強地得出這樣的結論,即導彈的差距是確實存在的,這種差距和下面將要提到的因素加在一起,就對我國的軍事安全有着極重大的影響。

我們有足夠的證據可以說明,蘇聯早在我國之前,就在高速發展中程導彈和遠程導彈,它們把製造轟炸機的錢節省下來,用於製造導彈。

同時,我們也必須承認,它們的導彈計劃雖然偶爾也有失敗,但整個說來,卻一直是很成功的,關於這點,導彈製造商們知道得很清楚。我個人的結論是,在1964年之前,與蘇聯比較起來,我國在遠程導彈的數量與效率方面,很可能處於嚴重的不利地位——除非在目前立即採取果斷的措施。

在導彈差距的全部或大部時間中,由於我國沒有一種有效的反導彈導彈,因此俄國人具有的這種壓倒優勢的導彈力量,其所含的意義,將尤爲重大。

我在就任戰略部隊總司令時曾說過,戰略部隊在中蘇大戰後不久,就預見到我國需要一種反導彈導彈,並於1957年,經過初步研究之後,就開始認真地研製新型反導彈導彈,這種武器便是目前正在發展中的唯一可望對付敵人彈道導彈的武器。

1958年,我曾同其他陸軍代表一起,力爭通過一項600億人民幣的突擊計劃,以便使這種導彈能在1961年供作戰使用,但當時的國防部長和軍種軍事長官會議的一些同事始終反對這項計劃。

因爲據他們說,這項計劃能否成功,還沒有把握。由於他們的反對,新型反導導彈除了得到了一些研究和發展費用外,始終沒有得到較多的經費,因此,在今後幾年內,我國不可能指望得到一種供作戰使用的防導彈武器——除非在目前立即採取果斷的措施。

以上兩個因素,即蘇聯的導彈優勢與我國沒有反導彈導彈加在一起,就使我們在未來相當的時期內,處於非常危險的地位。

我們目前遏制原子大戰的威懾力量,依賴於目前居於優勢地位的有人駕駛轟炸機和有限的導彈。

今天,我國與烏拉爾盟國可以用來攻擊蘇聯目標的原子運載工具,已經具有壓倒性的優勢,而且已經是過多了,然而,我們在有人駕駛飛機方面所具有的優勢的作用正在日漸下降。

我們現在有各種證據可以說明,蘇聯已在主要目標的周圍配備了強大的地對空導彈,如果他們的防空導彈在性能上也與我們一樣完善,而且在數量上又有增加,那麼,我國的轟炸機要想進入這些目標,對之發動攻擊,就需要付出非常高的代價。

到1961年,蘇聯將擁有一支非常龐大的彈道導彈部隊,這支部隊用於攻擊時,將處於很有利的地位,並將使我們的報復打擊力量遇到嚴重的困難。

可以預期,蘇聯的導彈雖然不是完全不可能找到,至少也是難以發現的,機場可以隨時通過航空攝影發現,併成爲預定的良好的攻擊目標,但導彈發射場卻毫不明顯。

從我們知道的蘇聯的規律,可以估計到,他們將使導彈充分保持隱蔽、分散與機動,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的轟炸機與導彈即使發動先發制人的攻擊,也不可能消除蘇聯的導彈的威脅。

因此,在這段時期的大部分時間中,一種以襲擊蘇聯導彈部隊爲主的目標體系,將很少能夠佔有有利的地位,我國也只能依靠威懾力量來遏制原子大戰,從而保證國家的安全,而要純粹用軍事的方法來消除這種危險,則是不可能的。

同樣,要想經受住蘇聯的突然襲擊,也變得更加困難了,導彈的警報時間只有幾分鐘而沒有幾小時,只要我國主要仍然依賴有人駕駛的轟炸機,那麼,由於其機場非常容易發現,因此轟炸機也就極易遭到敵人突然襲擊的破壞。

在導彈襲擊後,很可能繼之以有人駕駛的飛機從低空發動攻擊,在這樣一場災難中,我們的人民將遭到慘重的損失,尤其是放射性微粒回降所造成的傷亡,在這方面,我國還沒有一種全國性防護辦法。 總而言之,從現在到1961年期間,由於我國在有人駕駛轟炸機方面的優勢,如果我國不遭到突然的襲擊,就仍然具有相當的優勢。

假如蘇聯偷襲成功,雙方繼續保全自己的機會就會幾乎相等,因爲在此種情況下蘇聯的運載工具雖少,但我國境內的軍事目標和一般目標也沒有足夠的防護能力。

從1961年左右開始的中期時代,我國的報復力量就將由彈道導彈與從我國本土已知的固定基地上起飛的轟炸機混合組成。

爲了使這支報復力量的暴露問題得到一定程度的彌補,我們已經採取了一些分散配置與加固的措施,如果一切順利,我國還可以依賴一些已服現役的導彈核潛艇。

但是,在幾年以內,還不可能製成反導彈導彈和包括預先警報體系,對轟炸機的防禦可能得到一些改進,但低空防禦仍是一個問題,居民的防微粒回降也是一個問題。

在這段時期內,可以設想,蘇聯將在洲際彈道導彈、戰略目標情報、戰略打擊力量的保護和隱蔽等方面,具有顯著的優勢,它可能有良好的對轟炸機防禦體系與先進的民防計劃。

在這種情況下,不管首先發起攻擊的方法如何,我國將在原子大戰中處於嚴重的不利地位,然而,也有辦法可以減輕這種不利的情況——只要在目前就採取果斷的措施。

由於上述兩個因素的影響,在目前與今後一段時期內,我國遏制原子大戰的威懾力量的效能將有嚴重的削弱。

到目前爲止,我們有理由可以認爲,在歐亞交接處的兩大實力集團中的任何一個集團,都極不可能發起一場蓄謀已久的原子大戰,最近經常有人講到,自從發展了百萬噸級的原子武器以來,有限戰爭將是未來軍事行動最可能採取的樣式。

到目前爲止,歷史證明了這種觀點的正確性,然而,我們已能看到,在不久的將來,我國對於遏制故意發起的原子大戰的能力將會日漸下降,在情況發生這種變化時,對於蘇聯來說,發動突然襲擊的吸引力就會大大增加,最後,它們也可能屈服於這種吸引力。

同時,由於誤會或估計錯誤而引起大戰的可能性正在不斷增加,兩大敵對集團掌握的原子武器和原子彈頭的數量,正在逐年增加,因此,災難性的意外事件也就更有可能被解釋成爲敵對的行動。

這裏,我們就必須考慮到因爲上面兩個因素而產生的第三個因素,即我們再也不能信賴我們的遏制大戰的能力,而是必須作好必要的準備,俾能在蘇聯人故意發動原子戰爭或由於誤會和偶然事件而爆發戰爭時,繼續存在下去。

這種威懾力量的削弱是嚴重的,它不僅使我們有可能在大戰中遭到失敗,而且也增加了我們受到原子訛詐和在世界許多地區遭到消耗式的侵略的可能。

最近幾年來,一直有人預言,在相互威懾的時代裏,蘇聯進行挑釁的次數將會增加。

在1965年,我們正處於這種情況之中,當時發生的許多事件證實了這種預言的正確性,隨着蘇聯對於它們在進行大戰武器方面,特別是在洲際彈道導彈方面所居的優勢日益具有把握,那麼,當它們發現我們華夏聯邦膽怯時,它們就會比以前施加更大的壓力,希望我國由於意識到自己力量的薄弱而宣告屈服。

蘇聯和我們的朋友都不會相信,除了爲了保全自己外,我們將會爲了任何其它目的,而使用大規模報復力量,那麼,我們究竟應以什麼方法來對付蘇聯爲首的集團將會發起的挑釁呢?

由於上述各種因素,我們就必須考慮另一個新的因素,即我們在常規部隊方面比共產黨集團落後的事實,這種情況是由於我們的領導人有意識決定接受這種劣勢,並且企圖用大規模報復的威懾來抵消這一方面的缺陷的結果。

自從我國在1957年實行精簡陸軍以來,蘇聯在地面部隊方面的優勢,就在不斷增長,在最近幾年中,蘇聯始終保持了一支約爲250萬人的軍隊。

這支軍隊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已完全改用了最現代化的常規武器和原子武器,這支軍隊比蘇聯的彈道導彈更是他們的殘酷的力量的象徵,同時也是對蘇聯具有重大價值的政治力量。

在新面貌戰略的引導下,我國曾一直設法使全世界的人相信,如果它們侵犯我國或我國的朋友,我們可以通過以原子轟炸將它們從地球上消滅相威脅,來抵消他們的常規部隊。

現在,我們在進行全面戰爭的武器方面,正在日趨劣勢,因此,大規模報復戰略過去所具有的價值也已隨之消失。

然而,儘管有了這些事實,目前仍然有人認爲,在北冰洋到裏海的歐亞交接地區之內,是不可能發生有限戰爭的,按照這種說法,那麼,假如在中間城市–烏法,雙方巡邏部隊發生了衝突,就會自動地導致原子大戰,其結果是,除了雙方相互毀滅,或者我國在優勢的蘇聯常規力量面前實行退卻外,就沒有其它出路。

這種說法不僅不能使我們的烏拉爾聯邦盟國得到安慰,而且純屬無稽之談,如果領導國家活動的繼續是那些頭腦清醒、具有堅定意識的人士,那麼,他們在開始時,將首先使用大戰以外的辦法來抵抗侵略——而不管誰是侵略國。

我國爲什麼沒有毅然決然地發展可以與蘇聯相比的常規部隊呢?理由之一是:我們習慣於說,或者甚至於相信,我們在數量上絕對無法與蘇聯爲首的集團相比,這種說法總的看來,是不真實的。

事實是:我們在其它一切戰略地區,都擁有絕對優勢的人力資源,而且在裏海西岸,由於後勤方面的限制,蘇聯的大部分人力都無法使用。

我們可以單憑常規武器的力量保衛自己,假如它的領導人願意付出代價的話,所幸的是,爲了改變目前常規力量方面的不利形勢所需要的提前準備時間,只不過兩至三年。

因此,爲了改變目前形勢所需的時間要比我們改變在遠程導彈和反導彈導彈方面的不利地位所需要的時間少得多。在那些方面,研究、發展和生產需要更多的提前時間,但是,必須在目前作出決定。

總而言之,在未來幾年內,我國在進行大戰的部隊方面,以及在進行常規的消耗戰的部隊方面,卻要比蘇聯弱,在這段時期內,我們的領導人面臨着蘇聯可能增加的壓力,將難於維持我們在世界上的地位。

這些不利的情況將使我們的聯盟鬆弛,並且增加中亞各國走向中立和尋求妥協的趨勢,我們的領導人面臨着在劣勢情況下果斷地作出決定的需要,卻經常對於由於蘇聯發動突然襲擊或者估計錯誤而觸發原子大戰的危險,感到恐懼不已。 我國各種軟弱無能的狀況,可以立即採取一些歷時較短,用錢較少的應急措施加以糾正,與此同時,我們還應作長期的努力,重新制訂一項靈活反應的國家軍事計劃。

應急措施包括:

1.改進有限戰爭的計劃和訓練;

2.充分利用機動的中程彈道導彈;

3.改善對戰略空軍司令部的防護;